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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程序中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要点

作者:张琼  发布时间:2016-10-20 20:10:13


 

被执行人应向申请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新旧民诉法均有规定。虽即如此,直至200727日,最高院下达《关于在民事判决书中增加向当事人告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内容的通知》后,被执行人(被告)承担具有制裁、惩罚性质的加倍支付债务利息义务才真正引起法院和当事人的重视。上述规定比较笼统,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标准和方式模糊不清,令“使胜诉的当事人及时获得诉讼成果,促使败诉的当事人及时履行义务”的立法初衷不尽人意。2009年月11日,最高院在《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法释〔20096号,以下简称“批复”)明确了执行款包括以下两项: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及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同时,规定了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迟延履行期间。此公式明确了计算的三个要素:基数、标准和期间。这三个要素看似简单,但具体到每个生效法律文书中,如何确定上述三个要素,经常有不同的理解,而最高院也未进一步明确,遂成为民事执行工作中的一大难点。下面笔者罗列、结合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几种判决情形,对债务利息的三个计算要素进行分析、界定,以期抛砖引玉。

案情:乙向甲借款人民币10万元(以下币种均指人民币)。

假定判项情形1: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乙支付本金1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1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

情形2: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乙支付本金1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1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至实际清偿日止);

情形3: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乙支付本金1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1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标准4倍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

情形4: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乙支付本金1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1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标准4倍计至实际清偿日止)。

一、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的基数

根据批复,基数指“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现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把执行依据确定的本金和履行期限届满之止的利息作为计算的基数,另一种是利息累计计算,即把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作为计算迟延履行债务期间利息的基数。不管是第一种做法或是第二种做法,“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的利息作为计算公式的基数组成部分系通行做法,此部分并无争议。如果判项的表述为支付本金(或货款)及利息(按某标准,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那基数便为本金(或货款)+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所产生的利息。 此种情形为最简单的情形,上述所假设情形中的情形1便属此种情形。

那么,如果判项的表述为支付本金(或货款)及利息(按某标准,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即判项情形2,基数又如何界定?如果采纳第一种做法,即其计算结果仍与情形1相同;如果采纳第二种做法即利息累计,计算结果将迥异。笔者认为,实际上,不管是情形1的表述抑或是情形2的表述,都不应该对迟延履行债务期间的债务利息有所影响。理由如下:第一,情形1中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的利息,实际上并不排除被告仍应按判定(或约定)的利息计至实际还款日止,此类判项的表述仅仅是为了提醒义务履行方另一个法定义务:如果判决确定的还款日前仍未清偿确定债务的,法律将加重其支付义务作为惩戒,即除了继续产生的利息外,尚需额外承担另外一份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息标准计算的利息,民诉法规定这项义务的目的,是为了敦促被执行人(被告)自觉、积极、全面地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第二,反过来说,如果将判决确定的还款日后产生的利息仍作为计算的基数的话,一方面,难以体现“加倍”的本义,另一方面,对被执行人来说,未免太过严厉。因此,笔者认为,不管是情形1或是情形2,也即“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或“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的计算公式应该是一致的,即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本金或货款+判决确定的还款日前产生的利息)×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迟延履行期间。其中,原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本金或货款+判决确定的还款日前产生的利息)×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迟延履行期间,因此,提取相同因数,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本金或货款+判决确定的还款日前产生的利息)×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迟延履行期间,也即最高院在《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所明确的计算公式。

实践中争议较大的还有因诉讼产生的诉讼费、诉讼保全费、鉴定费等,应否作为计算基数的问题。广东省高院《关于规范执行迟延履行期间和迟延履行金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广东高院会议纪要”)作出了肯定的规定。当然,也有意见认为被执行人实际上并未得到此部分费用,不应计入基数。北京高院《关于计付迟延履行利息、迟延履行金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北京高院解答”)采取了较为折衷的意见:执行依据的主文未确定由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支付的,不计算迟延履行利息;执行依据的主文确定由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支付的,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笔者认为,诉讼虽非当事人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必需程序,但是双方当事人一般系协商未果方才进入诉讼程序,而诉讼费用系其启动该程序所必须提前支付的,因实现原告的合法权益而产生的费用及孳息,应由被执行人承担。笔者还认为,如果进入执行程序前已由审判庭退还给原告的费用,则不应当计算债务利息,原因在于此部分费用已非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被告应当承担的支付义务。总体而言,笔者赞同北京高院的意见。

同时,关于律师费用的问题。笔者认为,律师并非进入诉讼程序所必须的,因此,该部分费用不应作为计算债务利息的基数。

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的标准

很多人简单将批复公式 “×2”理解为生效文书判项确认的利息计算标准的翻倍,比如,判项利息计算标准为2倍同期同类贷款利息的,计算标准即为“2倍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若为4倍,即为8倍。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加倍”并不等同于“翻倍”。所谓“加倍”,是指除了生效法律确定的应支付的全部债务外,还应增加一倍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得的利息。否则,像判项为“利息以日万分之二点一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这类情形应如何计算?机械地套用司法解释的公式无法得出正确、令人信服的金额。司法解释计算公式的前提条件是判项中的利息是以单倍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作为计算方式,此种方式也是判决判项中最经常见到的。

那么,如果判项利息并非为单倍利息的情形下,应如何确定计算标准?比如民间借贷纠纷判决书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 ,判决支付原告4倍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诉请,即判项情形3、情形4,是否按情形1、情形2的计算方式,即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本金或货款+判决确定的还款日前产生的利息)×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1) ×迟延履行期间?在实践中争议较大,如情形3中,有理解为4倍的利息只需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后续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均应按2倍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息计算的,也有理解为4倍的利息应计至实际还款日止,并加算1倍的利息的;情形4中,有理解为4倍的利息应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并加算1倍的利息的;有理解为不管是情形3或是情形44倍利息已经封顶,不应再多计算1倍利息的。各种做法迥异。笔者认为,情形3中的4倍利息计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的方式不可取。此种做法片面地、僵硬地对判项进行了字面化的理解,比如判决已经支持了4倍的利息,若被执行人(或被告)一直未履行付款义务,在其一直拖延的时间里,反而减轻了其付款义务,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立法目的完全相悖;再者,基于情形1、情形2计算方式的上述论述,不管是情形3或是情形4,其利息结果均应一致。实际上,仔细研究判项可知,关于4倍利息以内的诉讼请求,判决一般予以支持,不存在判决确定还款日前的利息为4倍,其后反而成为1倍计算的情形。争议较大的主要还在于是以4倍利息封顶,还是按5倍计算?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关于“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意在强调,作为资金的出借方,其最终所能获得的利息不得超过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息的4倍;而加倍偿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目的在于敦促被执行人履行其法定义务,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使被执行人应加倍偿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其所应承担的全部利息也不应超过4倍?鉴于4倍本身已经是相当高的贷款利率,如若再增加一倍计算,被执行人本身承担的利率过于沉重,且完全超过司法解释所禁止的部分,为此,笔者更倾向于以4倍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封顶,但此种理解是否妥当,仍有赖于司法解释的最终明确。

另外,笔者还注意到广东高院会议纪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利息计算方式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两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利息计算方式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首先,从此规定,我们可以注意到,省高院对批复中“×2”的理解是,前提条件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利息的计算方式为单倍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这与笔者上述论述的观点相同。但是,笔者对关于省院以两倍封顶的规定却持不同意见。按照省院的规定,如果计算标准并非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比如按年利率15%的标准支付违约金,那是否意味着无需加一倍支付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债务利息?比如,确定的利息计算标准是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那是否只增加0.5倍?增加0.5倍的依据是何在?为什么不直接适用最高院的增加一倍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债务利息,即以2.5倍计算?由此,笔者仍认为,应以4倍封顶,且以4倍封顶,作为对金融市场秩序的保护,也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支持。

三、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的期间

期间的确定主要涉及起始日和截止日的确定。依批复,起始日应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算。此点争议不大。唯一需要明确的是,关于再审裁判维持原审裁判结果,应如何计算债务利息的问题。广东高院在(2010)粤高法执请复字第3号答复函中答复如下:被执行人申请再审或申请抗诉而进入再审程序的,再审裁判维持原审裁判结果的情况下,再审期间被执行人应加倍支付债务利息。那么,如果再审裁判部分改变原审裁判结果的,债务利息应如何确定?笔者认为,再审裁判支持的金额应自原裁判确定的生效日期计算债务利息。如果被执行人财产依原裁判控制在案的,未支持部分,属执行回转的范围,原被执行人也可作为申请执行人请求原申请执行人赔偿由此产生的债务利息。

“期间”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截止日的确定。产生争议的原因一是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二是实现执行依据确定的义务的方式多样化。比如扣划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与拍卖其房产均可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实现债权的方式不同,导致止算日的确定也有所不同。

广东高院会议纪要第四条第二款对迟延履行利息有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自行为发生之日起停止计算相应债务的迟延履行利息:1、被执行人主动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付款义务;2、被执行人以向法院交纳执行款或者公证提存等方式主动履行债务;3、人民法院扣划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或者其他收入;4、人民法院作出的拍卖、变卖过户裁定或以物抵债裁定生效。

上述规定了债务利息计算截止日四种最常见的情形。就上述四种情形来说,第3种情形的应用存在争议,各地做法也不尽一致。如北京高院规定此种情形应计至案款到达执行法院账户之日。笔者认为,虽然两家省高院均坚持了债务的履行与债权的实现属不同的概念,履行债务不完全等同于实现债权,但广东省高院的做法更为可取。比如执行法官扣划银行存款时,必须在裁定书和协助扣划通知书中确定一个具体的金额,该金额的确定需要一个止算日,提交扣划的日期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扣划款项何时到达法院账户并不确定,可能是两个工作日,也可能是三个工作日,视乎各个银行的网络而定。

但是,广东高院规定的上述情形不足以揽括所有的情形,主要还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执行分配。北京高院认为此种情形应计至分配方案确定之日。二是诉讼程序中已足额或部分控制被执行人财产的。北京高院认为诉讼前、诉讼中已足额保全财产,执行依据生效后未申请执行的,若被保全的为货币类财产,不计算迟延履行利息。若被保全的为非货币类财产,计算迟延履行利息截至拍卖、变卖裁定送达买受人之日或以物抵债裁定送达申请执行人之日;被执行人在判决生效后向申请执行人表示愿以被保全的财产履行债务并催促申请执行人及时申请执行,申请执行人不及时申请执行的,自被执行人向申请执行人作出催促申请执行的意思表示之日至申请执行之日,不计算迟延履行利息。此种方式也可以借鉴。诉讼前、诉讼中已保全财产但未足额,执行依据生效后未申请执行的,对已保全财产的债务部分,参照上述意见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笔者认为,上述规定,既考虑了对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惩罚,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得以保护,又避免了申请执行人明知被执行人已有控制在案的财产,故意拖延申请强制执行得益的情形发生。从上述规定可知,被执行人愿意以被控制的财产清偿其债务这一条件是很重要的。如其没有此意愿,则不能适用上述规定,不能免除被执行人支付申请执行日前产生的迟延履行利息。

另外,中止、暂缓执行应如何计算债务利息的问题。广东高院会议纪要规定此种情形,原则上应当计算债务利息。计算债务利息的例外情形是申请执行人无正当理由申请暂缓执行或者中止执行。民诉法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了几种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的情形: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民诉法规定的第一种情形即有可能成为计算债务利息的例外情形,关键是审查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有无正当理由。是否属正当理由,属自由裁量范围,但需考虑当事人的主、客观要素,最后予以综合评判、认定。关于暂缓执行,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也即,暂缓执行系由被执行人在具备一定条件下申请的,此段期间自然不能免除其支付债务利息的义务。

四、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的其他问题

应通过什么程序来确定迟延履行利息一直未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的作法是,由申请执行人提供具体详尽的计算方式,如果被执行人没有异议的,或者虽有异议但双方经协商最终能达成一致的,经执行机构审查后,按双方确定的金额执行。如果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有两种做法。一是以执行机构计算的金额为准。二是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审计部门计算,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笔者倾向于第二种做法。理由在于执行部门系作为办理强制执行案件的法定机构,其专业性在于对该领域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其职能范围也仅局限于此。执行机构或许对“1+1=2”此类简单问题计算无碍,但对于需分段计算,每段期限基数不同,适用的利率也可能不同,且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债务利息还是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审计部门计算为妥。如此,即方便快捷,也能避免双方当事人对执行部门是否公正计算债务利息,是否偏袒了一方的嫌疑。当然,笔者认为通过何种程序计算债务利息这个问题上可灵活操作,关键是看计算过程是否复杂,或者,虽然复杂,但是双方当事人争议部分不大,能否通过引导当事人仔细核算、共同协商最终确定结果。同时,笔者也不认为,当事人如若对执行部门计算的金额提执行行为异议的,仅以执行部门未通过第三方机构确定债务利息的金额为由,便认为执行债务利息的程序存在瑕疵或不妥当。这样的异议,若无其他正当理由,应予以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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